這篇文章解釋了中國經濟幾乎所有的問題

中國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平均達到了9.7%，超過了9%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首先開創這一紀錄的是日本，日本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長。隨后，中國臺灣地區以26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打破了紀錄，韓國又以3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再創一個新的紀錄。接下來是中國大陸。我們從改革開放到2014年，一共36年的時間，平均每年9.7%的持續高速增長。這使我們國家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從總量來看，2014年底，中國GDP達到63.7萬億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算，比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提高了近28倍。中國就總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

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長。從人均GDP來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幣，比改革開放初期約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8.5%左右。中國人口基數大，占全球人口22%，改革開放36年，中國人口總量增長了41%。在人口總量增長41%的前提下，人均GDP在36年的時間里平均以8.5%的速度在提升，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

我們人均GDP如果換算成美金，是7500多美金。按照世界銀行最新的劃分方法，人均GDP&<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則屬于“上中等收入”的國家，也就是小康社會。至2014年末，有54個國家屬于此類。如果從這個劃分標準來看，中國人已進入“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什么機會呢？

眼前的3大機遇

從發展歷史來看，有70個國家現在是“高收入”國家，這70個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其中有十幾個發展中國家。

這70個國家，各國歷史各不相同，但是還原它經濟發展的歷史，從它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達到“高收入”階段，實現這個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個月。這70個“高收入”國家中，有20個人口超過1000萬人的“人口大國”，它們實現這個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個月。

大國經濟，在起飛前的準備和起飛初期，它的發展速度會慢，但是到了起飛的中后期，特別是到了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的時候，它比小國要快，因為它的沖擊力強。

1、至2020年，能否實現從“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國家，按照這個歷史規律和趨勢，給中國10年時間，中國能否實現這個跨越？中國2010年達到世行劃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點線，給10年時間，也就意味著到2020年，我們能否實現這個跨越？

2020年正是中國實現發展的第一個百年目標——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就經濟來講，它包含的內容也非常廣泛，我不去多講，今天就講兩個數字：

（1）到2020年，中國GDP的總量比2010年（按不變價格）翻一番。2010年，中國GDP總量不到41萬億，翻一番就是80多萬億。按照2010年的匯率換算成美金，也就是17.6萬億美金。美國2014年的GDP總量是17.4萬億多，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經濟在2020年實現了翻一番的目標，中國經濟的總量，達到了美國現在的水平。

（2）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這里有一個分配因素，帶有不確定性。我們將它還原成生產，就是人均國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人民幣，這算成美金就是12600多美金。剛才我們講到，世行劃定的高收入的起點線是12476美金。也就是說，正好用十年時間，到2020年，我們實現了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我們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經濟增長水平來看，如果我們實現了該目標，就相當于實現了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歷史穿越。

2、2030年之前，經濟總量能否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十三五”規劃就是實現這個歷史穿越的決勝期，最后五年。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機會，如果該目標實現，中國則登上了“高收入”階段，再往下走，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中國GDP的總量超過美國。

中國GDP超過美國的意義有多大？

在19世紀初葉以前，中國是世界老大。

1820年之前，按照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曾經占到世界的30%多，甚至達到40%左右，比美國在當代占比最高的年份還要高。美國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達到32%，這兩年占比有所降低，到2014年降到了23.1%。

但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古老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相遇了，從那以后，整個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沒有了，我們開始全面學習西方文明，從經濟發展來說，中國讓出了帝國位置，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英國成為了世界經濟的老大。

到19世紀末，德國人曾經一度超過了英國。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超過了英國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從1913年到現在，美國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上已經待了整整一個世紀了。

所以，如果到203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總量能夠超過美國，重新回到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這在我們的民族發展歷史上頗有意義，等于經過二百年的輪回，曾經的繁榮與淪落，不管怎樣，我們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寶座，這對于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拾具有重大的意義。

3、2050年，能否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實現現代化？

再往下，第二個百年，也就是本世紀中葉，2050年，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容非常豐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趕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

所謂現代化，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20世紀的現代化和21世紀的現代化的內涵是不同的。它不僅是個歷史的范疇，更是一個國際的范疇，一定要在國際上領先，才叫現代化。也就是要趕上西方列強，趕上發達國家，這才叫實現了現代化。

這個目標回過頭看，就是當年鄧小平給中國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的具體實施。1979年，小平同志接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接見意大利共產黨的書記，接見法共中央的書記等等這些外國政要，多次講到，中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

三步走：

1.用十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1980年代，基本解決溫飽。1970年代末的中國，是一個沒有解決溫飽的國家，直到1992年，中國840多個縣市才取消了糧票和糧食的限價，宣告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這是達到按世行的標準的“下中等收入”的起點。

2.到20世紀末，也就是2000年，實現初步小康。當時提法很簡單，工農業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那時候中國的統計沒有按照SNA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來，在1987年之前，我們還是按照傳統蘇聯的物質資料、工農業生產總值來統計，但是到十三大報告，就改過來了，不再講工農業生產總值1000美元，而是講GDP（服務業也放在里面）達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實現初步小康。

3.到下世紀中葉，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統計學上，中等相當于平均數，所以，表述的更精確一點，就是“本世紀中葉，趕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躋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華民族在我們的發展歷史上，距離現代化的目標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終于把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帶到這樣一個門檻上：再給中國五年時間，中國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再給中國1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再給中國35年的時間，中國趕上西方列強，實現現代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統性挑戰

有機會就有挑戰。挑戰也很簡單，概括起來就一句話，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已經發生了系統的變化，這個系統的變化大概歸結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供給（生產）方面，一個是需求（銷售）方面。而這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都發生了系統性的變化。

1、四大成本強勢拉高，供給變化中隱藏嚴重衰退風險

供給產生了哪些變化呢？國民經濟生產的總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總成本概括起來是四個方面：

四大成本在上升：

（1）勞動力、工資成本。人口紅利在下降，工資、價格、社會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齡化趨勢提前到來。中國現在的工資上升說起來也是應該的。因為發展經濟的最終是為了人民的幸福，社保、公積金等等大幅度提高。現在2億多60多歲以上的人，中國是“未富先老”，這和國際社會不太一樣。這就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2）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價格大幅度上升。這是因為稀缺性導致的。

（3）環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窮的時候，破壞環境沒人在乎，也沒人去管。但是現在環境變得越來越寶貴，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它對整個經濟發展的約束力度越來越強，甚至任何一個變化都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秋天我去河南，霧霾比較嚴重，大家說是因為秋收之后，農民燒秸稈。再過幾天，我去東北，霧霾，有人說，東北冬天燒煤取暖，所以導致霧霾。我就在想一個問題，過去河南農民就不燒秸稈嗎？過去東北人就不燒煤取暖嗎？為什么就沒有霧霾？為什么現在有了霧霾？實際上，就是整個環境資源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稍有任何一個變化，都可能引發嚴重的問題。

（4）技術進步的成本也在上升。窮的時候，技術進步主要靠技術模仿，這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見效最快的技術進步方式。而且如果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嚴，也是最經濟的技術進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當你的技術總體進步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小，可以模仿的空間也就變小了，另外，隨著立法融入世界，法制化程度越來越高，也就不能隨便去模仿了。技術進步越來越要靠自主研發和創新。自主研發和創新，在各種技術進步當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長、成本最高。所以，技術進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這四個方面，人工成本、自然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和技術進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這就使得整個國家經濟生產的總成本大幅度提高。

那要怎么辦呢？這個時候就要求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從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規模擴張帶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帶動增長。如果不做這種轉變、效率滯后的話，成本消化不掉，它就進入價格，形成這個社會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價格一旦起來，成本推上去以后，就社會來講，就是不穩定，大家怨聲載道，就經濟來講，這個國民經濟沒有競爭力，成本高，價格高，在市場上沒有競爭性。沒有競爭性就不可持續，經濟就會出現嚴重衰退。

2、從旺盛變成了疲軟，總需求不足帶來高失業風險

過去在窮的時候，需求的特點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甚至是長期短缺經濟。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非常羨慕窮國的企業家，因為窮國的企業家只需關心生產就可，不用關心銷路。只要將產品生產出來，有的是人在那兒排隊搶購。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情況就發生了改變，需求從旺盛變成疲軟。

投資需求疲軟。投資為什么會疲軟呢？按說居民收入提高，銀行存款增加，銀行儲蓄規模擴大，銀行可以把更多的錢貸出去，形成投資。這里其實有一個條件，就是看這個國家的自主研發和創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發創新力不足，那就糟糕了，情形變的很尷尬。

過去，投資需求增長快，很重要的是發達國家往你這里轉移資本，轉移技術，轉移產品，因為你的勞動力更便宜，資源更便宜，環境便宜，成本低，你更有優勢，所以人家來了。

現在，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也就不來了。世界上總會有比你更窮的國家，那個地方的成本更便宜，人家就往那兒去了。人家旺盛的新技術、新產品，而你自己的自主研發能力上不來，這時候，銀行拿著大把的儲蓄，在市場上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找不到項目。如果銀行楞投，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就會形成泡沫，遇到經濟周期的話，你逃也逃不掉的。所以銀行大把的儲蓄投不出去。

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雖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儲蓄擴大了，但是投資能否旺盛的增長，很重要的看你這個國家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如何，如果自主研發和創新上不去，那是根本投不出去的，這就會形成投資需求的疲軟。

消費需求疲軟。按理說，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應該提高，但是，也不一定。為什么呢？居民收入提高，消費力是否跟著提高，它有一個前提：國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兩極分化，把大部分的錢給了少數人。

我們知道，人的消費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錢人，消費占的比重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錢給了少數人，有錢人不怎么花錢。而大部分青年精英的收入增長遲緩，積累了貧困，他就是想消費也沒有錢，越沒有錢的人對未來越沒有信心，對未來越沒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錢，他就會犧牲現在必要的消費，節衣縮食，增大儲蓄。儲蓄對國家來說是投資，是積累，但是對個人來說，是未來的消費。就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力普遍下降。

高失業風險。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加在一起，總需求不足。意味著市場不活躍，購買力不強，企業銷路不暢，企業資金循環周轉有問題。而那些欠銀行的錢還不上的企業，則依法進入破產程序，停產、破產的企業增加，就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高失業。失業率就會上去。窮的時候，失業率高一點，不要緊，因為失業的主要是農民工，農民工是分散的，沒有組織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如果出現高失業，那么，這部分人群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而他們有政治訴求，有組織能力，搞不好就會結黨，這就很麻煩。

社會到了這個階段，兩個條件的變化，一是供給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會形成高通脹；另外一個是需求發生了變化，若是適應不了，就會出現高失業。高通脹的同時高失業，意味著這個社會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會矛盾這個火花嵌上去，會燃出一個什么樣的燎原大火，誰都不知道。

3、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之鑒

全球70個“高收入”國家，絕大部分是發達國家，世界上一共116個發展中國家，實現這個穿越的，達到“高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一共有15個。這1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從貧困出發，一個一個階段從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國家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臺灣地區。其他另外13個國家和地區，它穿越的并不完整。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沒有實現穿越，還是停留在這個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渦”

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幾個國家，它們在上世紀70年代就達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這之后，條件變化，它不適應，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沒有轉變，所以長期停在這個階段。一直到今天，算下來有40多年了，不僅這些拉美國家沒有實現穿越，而且從上世紀70年代以后，危機不斷。從70年代的墨西哥危機、阿根廷危機，巴西危機、秘魯危機、智利危機、委內瑞拉的動蕩，一路下來，人們將之稱為“拉美漩渦”。

“東亞泡沫”

第二波，上世紀80年代，在韓國、新加坡、日本經濟起飛以后，東亞幾個國家跟在后邊，被韓國、新加坡、日本經濟帶動，到1980年代達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階段，像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同樣到了這之后，穿越不過去，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這些國家低水平擴張的經濟規模作為過剩的劣質產能，被危機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們也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人們把這個稱之為“東亞泡沫”。

“西亞北非危機”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西亞、北非動蕩的這些國家，突尼斯也好，也門也好，利比亞也好，敘利亞也好，埃及也好，這些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經濟達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

這些國家政治是穩定的，不管是軍事獨裁還是家族獨裁，它的政治還是穩定的，經濟資源是豐富的，擁有豐富的石油、礦山等等。它的資本是充裕的，國際社會對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資是進入這些國家的，所以它們有一段快速的發展。

在上世紀90年代，它們達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適應新階段的新變化，特別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這些國家的經濟遇到了障礙。過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緩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軍事的危機，和經濟危機糾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全面的動蕩。算下來也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了。它不僅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機什么時候能夠完結，現在還看不到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人們將之稱為“西亞北非危機”。

我們看到前面這三波，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各自形勢都不相同，但是就經濟發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個問題：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它們總是穿越不過去。

我們國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不用多說，我們距離現代化的目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挑戰也不用多說，構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們的國民經濟社會當中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還很典型，所以當中等收入這個概念提出來的時候，當時還有人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最近，總書記的講話里也在講，“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國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就不是一個偽命題，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現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通貨膨脹與經濟下行結構失衡惹的禍

宏觀經濟失衡致“雙重風險并存”

國民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問題，宏觀就是總量，總量如果發生問題，突出的矛盾就是總量失衡。無外乎兩個表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過多的貨幣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帶來通貨膨脹。另一種失衡是總需求不足，小于總供給，過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貨幣，銷路不暢，經濟蕭條，帶來高失業。宏觀經濟失衡最典型的兩種表現，要么高通脹，要么高失業。

國家對宏觀經濟調控運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別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這個總量失衡的程度能夠調整到國民經濟運行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宏觀經濟失衡的第一階段：需求膨脹，供給不足（1998年以前）

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將近20年的時間里，除了個別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絕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特點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甚至是長期處于經濟短缺狀態。

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問題就是防止通貨膨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發生了三次大的通脹，或者搶購風潮。回過頭看，都是發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脹的具體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脹是在1985年。1985年，通貨膨脹率達到9.3%，原因很簡單，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全面開展經濟體制改革。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還沒怎么推廣。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這個改革的決定之后，城里人擔心物價上漲，就去搶購，于是就形成了搶購風潮。

第二次通貨膨脹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工作會議，做出重要部署：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既然經濟改革、價格改革是早晚的事，那還不如一夜之間將價格放開算了。價格闖關的決定一經作出，老百姓搶購。又因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錢，這次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8.8%。后來，中央政府被迫出來宣布價格闖關失敗，停止價格闖關，通貨膨脹這才慢慢地得以緩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24.1%。原因很簡單，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十四大召開，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形成了一個加快發展的投資的熱潮，需求膨脹。這種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傳導到物價上，1994年的物價就起來了，通貨膨脹率達到了24.1%。

這三次大的搶購，都是發生在1998年以前，盡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是一個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脹，供給不足，所以整個社會對通貨膨脹的擔心預期值很強，稍有風吹草動，就去搶購。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

在這個時期里，中國的宏觀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長期緊縮，收緊銀根，控制財政赤字，減少財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的購買力、需求管住，防止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

宏觀經濟失衡的第二階段：需求疲軟，產能過剩（1998-2010年）

第二個階段的失衡是從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這十幾年時間，除了中間個別年份，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突出特點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不足，產能過剩。1998年那一輪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工業消費品，鄉鎮企業上了紡織機，當時經濟都缺，什么都沒有，所以改革開放要激活生產力，上了很多傳統工業。

比如當時姑娘結婚的幾大件：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上了很多，很快，到1990年代末就飽和了。1990年代末，面臨傳統工業消費品產能過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結構升級。

2008年金融危機，這一輪產能過剩就更嚴重了，是很多工業投資品的產能過剩。前些年一直高價運行的鋼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這一輪危機之后，開始出現過剩，這種過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黑色冶金，中國占全球產量一半以上，問題越來越嚴重。

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如果有出口支持，那還好辦，但是恰恰不巧，我們在這個時期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這兩次經濟危機的沖擊都很猛，對出口國際市場的沖擊很大。1997亞洲金融危機，中國作出了一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就相當于兩個人在練攤，人家在降價，你價格堅挺，等于將市場讓給人家，為此我們贏得了世界廣泛的尊重。但是，贏得尊重是有代價的。

2008年的沖擊就更大了，2003年到2007年，每年出口增長平均在22%以上，2008年金融危機一沖擊，2009年中國出口增長負16%以上，這個力度就很大，給我們國內的經濟增長帶來了麻煩：增長動力不足，失業問題比較突出。

1998年，3600多萬國有職工下崗，三分之一鄉鎮企業倒閉，大量的農民工98年5月提前返鄉，找不著活，我們始終沒用“失業”這個詞，我們用的是“下崗”、“返鄉”，其實就是增長動力不夠，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上升。

2008年金融危機的壓力更大一些，經濟下行，在這個階段，我們采取了和前一段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再是緊縮，而是擴張，特別是擴大內需。

1998年下半年，我們提出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應對1998年的經濟衰退。到了2008年，我們提出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強有力的來刺激經濟，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其目的就是尋求增長的新動力。

宏觀經濟失衡的第三階段：既通貨膨脹，又經濟下行（現階段）

2010年10月，我們對外宣布，中國政府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上率先退出，從那開始，意味著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我們現在叫新常態。

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失衡有了新的特點，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威脅，叫雙重風險并存。

前兩個階段，雖然失衡很嚴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個階段就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第二個就是需求疲軟，產能過剩。所以，第一個階段的應對之道就緊縮，第二個階段的應對之道就是擴張，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標很清楚。

現在是雙重風險同時發生，宏觀政策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若是擴張的話，全面刺激經濟，有利于遏制經濟下行，但是可能把潛在的通貨膨脹激活。若是緊縮的話，有利于遏制通貨膨脹，可是加劇經濟下行。

到底怎么辦呢？

上世紀6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滯脹。一方面是需求疲軟，增長動力不足，高失業，同時，通貨膨脹，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高居不下。滯脹一旦出現之后，政策就很難辦，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雖然采取了很多調整的辦法，效果不佳。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西方國家采取了很多措施，雖然在短期上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長期累積的弊端非常嚴重。以至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就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滯脹采取的政策調整所形成的政策積弊。

這次危機深刻到什么程度呢？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多次發生的周期性危機，沒有導致出現全球的負增長，2008年這次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現負增長。這就說明，1970年代以來，為緩解滯脹，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遇到了發達國家遇到的，一直到現在它們還沒有成功解決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用“滯脹”這個詞，而是“雙重風險”，但是，經濟的內涵是一樣的。這是我們新常態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風險：潛在的通脹壓力，根源是投入產出結構失衡

先來看第一重風險。它看起來是個總量問題，經濟速度快、慢的問題，是經濟下行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等，但是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結構矛盾所導致的。

為什么我們治理的是通脹而不是通縮？

從PPI看，中國進入了典型的通貨緊縮。先來看通貨膨脹。我們現在的通貨膨脹非常低，PPI已經44個月為負，今年第一季度到第季度，PPI是-4.0多，從PPI來說，也就是廠商生產的價格來看，我們已經進入了典型的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

從CPI來看，中國也進入了通貨緊縮。我們的CPI消費品價格指數從2013年以來，長期穩定在3%上下，很多時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前三個季度，CPI為1.4%，考慮到統計誤差，一個國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這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重點不應該是治理通脹，而是防止通縮。

因為通縮比通脹更可怕。通脹是讓老百姓口袋里的錢不值錢，通縮是使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沒有錢，通縮意味著市場蕭條，降價，意味著企業活力不夠，銷路不暢，然后導致失業率上升。所以說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壞，對勞動力大國來說更是麻煩，治理起來非常困難。

按道理，中國應該去治理通縮，但是宏觀部門，特別央行，對于治理通縮非常謹慎。治理通縮，意味著要向流通里面注入大量的資金，活躍市場需求。為什么我們現實的價格這么低？我們的貨幣政策治理通縮這么謹慎？就是因為中國經濟潛在的通脹壓力，雖然它沒表現出來，但是潛在的壓力非常大。主要是來自于結構失衡。

通貨膨脹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動力：需求拉上，與成本推動。

從成本推動來看通貨膨脹：

為什么通貨膨脹比較高？我們做過一個測算，中國通脹大概50%多一點是來自于需求拉上，還有49%多一點，將近50%，是來自于成本推動。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比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時期。

成本推動主要是我們進入新常態以后，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國民經濟生產的總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產出結構必須改變，不能再用過去的投入產出結構、經濟增長方式了，過去那種增長方式有動力、有效益，是來自于那時候的要素成本的狀況，要素成本結構低、便宜。

到了現階段，各種要素成本價格大幅度上升，如果還用過去的投入產出結構，過去的低要素成本狀況與之對應，那么根本就不適應，也就沒有競爭力。可是要改變投入產出結構，就意味著要提高創新力，意味著要提高效率。

結構的改變是效率的含義，效率的改變是創新的含義，創新是長期的。

現在的問題是，要素成本結構迅速改變了，我們的投入產出結構的改變滯后，對應不上，消化不掉，所以這些成本就進入到了價格。

從需求拉動上看通貨膨脹：

所謂需求拉動，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不斷地印刷鈔票。M2貨幣存量現在130多萬億元，GDP2014年年底60多萬億元，這個比例很成問題。

為什么現在不斷印票子？排在第一的原因是外匯賬款，就是結匯結成的人民幣。我們國家現在外匯儲備大概3萬多億元，是金磚國家外匯第一大的國家。

外匯儲備和通貨膨脹是什么關系？

企業和居民生產的產品賣給了外國人，從而賺回來外匯。這個錢是屬于企業、屬于居民的，它存在了商業銀行，等到要用的時候，就從商業銀行取出來，去投資或者消費。提出來的時候，要換成本幣，因為外幣不能流通。這個環節等于是將他的外匯賣給了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用人民幣把居民和企業的外匯買進來。

商業銀行收了外匯，也沒有用，因為外匯不能流通，那怎么辦呢？于是就去找中央銀行，因為是中央銀行授權商業銀行為境內的企業和居民提供外匯服務的，這樣就形成了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所謂的定期結匯制度。

定期結匯就是央行給商業銀行人民幣，然后央行再把商業銀行的外匯買進來，買進來之后，這個外匯就屬于國家，入了國庫。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公布的國家外匯儲備。

各國都是這樣，這沒有什么特殊。但是，特殊點在什么地方呢？我們國家和一般其他國家很大的區別在于，央行結匯，買進外匯的時候，不是用自己的資產，而是回去印錢給商業銀行。結匯量越大，意味著央行印出去的鈔票就越多。

鈔票印出去之后就進入了流通，形成了通貨膨脹需求拉上的壓力。要控制流通中需求拉上的潛在壓力，就是要控制貨幣投放量，控制貨幣投放量就要控制結匯量，但是結匯量不是讓你控制的。結匯量越來越大，不斷地增加，國際收支領域里，長期是收大于支，結構失衡。

要實現再平衡，怎么辦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限制出口。可是世界金融危機，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都在為自己的出口商爭飯碗、搶訂單，緩解經濟危機的沖擊，我們怎么能限制出口呢？不僅不能，還得扶持、保護出口商。

國務院這幾年，每年關于外貿工作都要開專門的協調會。

問題是你保護、支持出口商，它賺了錢，拿回來錢，怎么辦？要結匯，就得印鈔，印鈔就得增加通貨膨脹。所以，為此很苦惱。

那就說明白，我扶持出口商，但是，你賺了錢，就不要拿回來了，你在外面花，買東西回來，增大進口。這樣進出口之間就平衡了，也就沒有多少外匯好結了。

想的很簡單，實際很難。我們想買的，人家不賣，人家想賣的，我們不想買。人家想賣給我們的是一般的工業消費品，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工業制造業規模世界第一，在總量上超過美國，質量另說。中國制造已經可以響當當地喊“中國制造”了，而且生產的比它還便宜。我為什么還要買它的呢？

我們想買高科技，還想買能源、油田、氣田、礦山。但是想買的東西，買不回來。

錢花不出去，怎么辦？它就得回來。回來你就得給它結匯，就得印鈔。

中國通脹的問題，表面上看，潛在壓力比較大，但是深入地看，壓力之所以大，它不是總量的問題，不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太快，需求膨脹，導致物價上漲，不是這個問題。它是深層次的結構矛盾。

從兩方面看，成本推動，它是要素變化之后，投入產出結構不適應，形成了成本推動的壓力，消耗不掉。從需求拉上來看，它是國際收支結構失衡，導致央行不斷印鈔票，形成了需求拉上的一種威脅。真正要緩解目前潛在的通脹壓力，實際上是要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另一重風險：經濟下行，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

經濟下行看起來是動力不足，我們現在尋求新動力，一個投資，一個消費。

從投資來看，為什么我們現在投資、需求疲軟？其實不是說銀行沒有錢，也不是流通當中貨幣供應量不夠，而是結構性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現在缺少有效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現在融資問題不大，它的直接融資，在境內境外都有上市渠道，它的間接融資，國有銀行對國有大企業和特大型企業總體上是信任的，也是支持的，甚至是追捧的。問題出在哪呢？這些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創新力不夠，自主研發能力不強，所以產業結構升不了級，它在現在這種結構不變、技術不變、產品不變的基礎上，如果敢擴大投資的話，就是低水平的重復。而低水平重復的結果，就是加劇產能過剩。在中國目前普遍去產能的時代，加劇產能過剩的投資不可能維持。

消費需求疲軟，看起來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層次的問題，同樣是結構問題，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

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在三個層面出了問題，包括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微觀層面。

宏觀層面

宏觀層面是什么呢？國民收入生產出來之后，初次分配，在生產者當中進行分配，生產者包括：政府、企業、勞動者。政府是稅收，企業是資本盈余，勞動者是工資。

中國長期以來這三個部分，分錢的時候，政府稅收增長最快，平均18%以上，勞動者工資增長最慢。這三個人拿到錢，勞動者的工資拿去消費，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這樣，消費肯定就上不去。這是宏觀。

中觀層面

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地區之間收入水平差別非常大。發達和貧困，差距非常大，如果發展均衡，貧困地區都上來的話，中國消費規模能夠大幅度的提高。中國收入水平為什么會有地區差，會有這種繁榮和落后的差距呢？

往深了看，主要原因是城鄉差距。我們做過分析，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城鄉，城市居民稅后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的3.3倍。哪個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體收入水平就高；哪個地方的農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個地方總體上居民平均水平就低。

地區之間繁榮和落后這個差距首要原因，從發展角度來說，它是城鄉差距導致的。

城鄉為什么這么大差距？再往下看，來自于產業差距。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我們GDP去年63.7萬億元，這其中，農業占了9%多一點點，可是我們2014年的勞動力就業結構，農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在32%左右，意味著32%的勞動力分享了9%的GDP，剩下的60%多非農勞動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這就使得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差距拉開了。

微觀層面

勞動者之間，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國家統計局從2002年開始公布基尼系數，到2014年，總共有12年的時間，這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說，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國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國民收入。

出現這種情況，收入分配差距的紅燈線就開啟了，需要加以注意了。高的時候甚至達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國民收入。

這幾年我們有所注意，有所調整，效果有，但是不大。到2014年，這個數據為46.7%，還是在警戒線之上。

這還是官方數據，民間發生的真實情況，恐怕還要更嚴重。這樣的收入差距一旦擴大，它會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于下降，消費不足，產能過剩。收入分配差距，不僅影響公平，同時影響效率，影響增長動力。

所以，尋求經濟增長的動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調整、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包括宏觀、中觀、微觀這三個層面。

這些調整都是很艱難的，不是短期政策能夠奏效的。中國經濟下行，來自于內需不足，內需一個投資，一個消費，投資上不去，是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消費上不去，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同樣是結構問題。

這就是我講的第二部分，中國經濟增長現在出現了雙重風險并存的新失衡，深究一下，這個新失衡的原因是結構性失衡。一系列的結構矛盾，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經濟下行，都是一系列的結構矛盾所導致的，因此中國現在要使得中國經濟均衡協調發展，政策的著力點、核心應該聚焦在調整結構，所以現在結構調整問題就成了“十三五”期間核心要處理的基本問題。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現在發生了什么問題，以及它的原因。

總理說，“我們的武器庫里面有彈藥”

最后一個問題，針對上述問題，中國的政策調整，以及它的效率和變化趨勢。

“穩中求進”，宏觀政策體現“松緊搭配”的格局

針對這些問題，宏觀政策方面，現在回到了危機之前的“松緊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說明財政政策還是擴張的，它的首要目標還是保增長，目的就是穩定社會的就業。

“穩健的貨幣政策”，相對于前一個時期寬松的貨幣政策而言，穩健的貨幣政策，總體方向是從緊的，它的首要目標是遏制通貨膨脹。

現在宏觀政策兩大政策與手段，方向不同，一個是“積極”的，一個是“穩健”的。目標不同，一個是首先保增長，一個是首先遏制通脹。為什么不能把兩個政策統一到一個方向上來，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就是前面討論過的，新常態下的新失衡，雙重風險并存，它要求宏觀政策在方向上剛好是相反的。

要遏制經濟下行，總體上來說，就要擴張，但是一擴張，就可能激發通脹。

要遏制通貨膨脹，總體上來說，就要緊縮，但是一緊縮，就會加劇經濟衰退。

當這兩個風險同時發生的時候，它要求的政策是相反的。這就很麻煩。

我們現在既不敢雙緊，也不敢雙松。若是財政、貨幣政策統一在一個方向“雙緊”，有利于遏制通貨膨脹，但是會激化經濟下行的矛盾。若是“雙松”，財政和貨幣同時擴張，它有利于遏制經濟下行，但是會加劇通脹。

于是就搞了一個松緊搭配的組合，帶來的問題可能是政策效果之間相互抵消，相互矛盾，從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雙重風險并存的失衡狀態下，現在寧愿損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首先確保政策風險的可控性。

如果我們采取“雙松”或者“雙緊”的政策，就意味著在雙重風險并存的情況下，我們為了治理一重風險，而置另一重風險不顧，寧愿加劇一重風險，來確保一重風險的治理，這個風險太大，我們不敢冒這個險。

所以我們既不采取雙松，也不采取雙緊，采取了松緊搭配的政策組合。這樣的組合，可能使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傷害，但是它能保證宏觀調控的風險加以有效的控制，體現“穩中求進”的基本指導思想。

為什么要確保6.5%的經濟增長速度？

松緊搭配的格局不能改變的話，現在能變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松緊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傾斜，也可以朝“緊”的方向傾斜。松緊力度的調整，它的根據與核心指標是經濟增長速度。圍繞經濟增長速度來控制財政、貨幣政策，

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怎么調？根據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有一段話，共兩句，第一句，“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還要聯系國民經濟中長期增長目標的要求”，依據這兩個來確定，經濟增長速度合理的區間。

第一句話，“增長速度的確認，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什么？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國民經濟至少需要增長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業目標。經濟增長速度和失業率之間有一個穩定關聯，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經濟增長速度越低，失業率相對越高。所以，在確定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最低增長速度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考慮這個國家就業目標的基本要求。

美國的失業率的紅燈線鎖定在6%，歐盟馬約鎖定在7%，也就是說，到了這個水平以下，政府就要干預，就要去刺激經濟，擴大就業崗位。

中國能承受的失業率到底有多大？這個很難說，因為中國二元結構比較復雜。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是4.5%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這個數字（4.5%）看起來很低，但是稍加分析，那就絕對不低了。

有兩個因素。

美國、歐盟的失業率，無論是6%也好，7%也罷，涵蓋的面非常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很低。美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約2.3%，歐盟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農產業的失業率涵蓋面已經非常廣，涵蓋了98%和95%以上的勞動者，農業那塊很少。我們國家是二元經濟結構，農村還有32%的勞動力在農產業就業，每年還以幾百萬的速度向城市轉移，沖擊城鎮的就業市場。

另外一點，政府要求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5%的話，地方政府會出現一些行為的變異，若是有人失業了，地方政府不讓你登記，因為一旦登記，政策指標就完不成。1997年開始，搞了一個家庭入戶調查。調查的結果是，真實情況比一般公布出來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要高2個點左右，如果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5%，實際上的失業率在6.5%的水平。

要保證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5%以下，根據中國目前的技術和經濟結構水平，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6.5%，這就是經濟增長的所謂下限。

“增長速度的確認，要考慮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什么，就是國民經濟能承受的速度。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通貨膨脹率。其他條件不變，經濟增長速度越高，一般通貨膨脹率越高。所以，在確定經濟增長速度上限的時候，一般要考慮在一定時期，社會通貨膨脹的控制目標。

我們測算了一下，今后這幾年，如果經濟增長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所以，6.5%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就中長期增長目標的要求，還是就當前的就業目標的要求，還是當前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的要求來說，都是比較合適的。

五中全會、經濟工作會議，“十三五”規劃綱要等等，就短期增長來說，6.5%的談法比較多。

圍繞著6.5%的經濟增長率，如果低于6.5%的話，“松緊搭配”就要朝著“松”的方向去傾斜，要出臺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脹壓力加大，“松緊搭配”就要朝著“緊”的方向來傾斜。

總理說，“我們的武器庫里面有彈藥”

2014年兩會期間，有人問總理，“如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日子不好過，那就要呼吁政府放松，放松的話，你的武器庫里有什么彈藥呢？”

總理說，“武器庫里的彈藥還是有的。如果出現問題，還是有辦法的。”

也許你要說，到這時候了，你給我們看看，到底有什么手段？

目前看來，還是有手段的。一個是財政、一個貨幣。財政，包括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

就財政支出來說，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1%，歐盟馬約的警戒線是3%，所以，繼續擴大財政支出的空間還是有的，繼續舉債的能力還是有的。

從財政收入來說，就是減稅。總體減稅不敢說，但是結構性減稅的空間還是有的。特別是圍繞降低企業成本，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無論營改增也好，第三產業的發展，還是屬于地區性的優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也好，減稅的空間也還是有的，關鍵是下不下得了決心。

而且，中國政府手里還有一筆國有經濟資產。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萬億元的資產，還有大概120多萬億元的國有金融資產，60多萬億元的土地財政收入，這幾項加在一起，國有的財政可動用的資產有230多萬億元，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所以，要是日子真的過不下去了，運用財政的手段還是比較豐富的。

貨幣政策，一是數量政策，二是價格政策。數量政策主要是信貸量，價格政策主要是利率。從信貸量來說，主要是準備金控制，中國法定準備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準空間還是有的。再一個就是價格政策，利率，我們利率還比較高，歐洲一些國家已經實現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間也是有的。

現在的問題是什么呢？貨幣政策在運用的時候，降準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開來，我們過去做的時候，有時候是單向來，單向來的效果不是很好。因為中國的貨幣市場化程度逐漸在深入，數量和價格之間的內在聯系越來越密切。如果將它們割裂開，這個政策就很成問題了，降準不降息，降息不降準，達不到效果，今后一定要聯系起來，一起來運用。

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政策的空間都比較大。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招數很簡單，就兩個字：反腐

回過頭看，這些手段松緊搭配無論怎么巧妙，能否解決問題，我們說它實際上就是在對付，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它能為解決問題贏得時間，但它本身解決不了問題。為什么這么說？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失衡，表面看起來是總量、速度快和慢的問題，但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失衡了，快也好，慢也好，問題是出在結構上。松緊搭配的政策等于是按下葫蘆起來瓢，它緩解矛盾，不是解決背后原因。要解決背后的原因，要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樣才能真正解決一系列的結構失衡。

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靠什么？當然首先要創新，所以我們提出五大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其核心就是創新。沒有創新，就不可能有結構的改變，沒有結構的改變，就不可能有發展方式的轉換。

技術創新自不待言，創新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創新。制度重于技術。

制度創新有兩個，一是經濟制度，一是政治制度。前面講過，116個發展中國家，只有15個國家跨過了從“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剩下的都沒有跨過去，而且盡是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雖然今天沒有講它背后的原因，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兩個字——腐敗。這些國家都高度腐敗，權錢交易，尋租。

首先，權力要關進制度的籠子

腐敗背后是什么呢？制度！一個是經濟制度，一個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改革的核心，要解決的是市場化的完善，我們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20年，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經濟體制要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經濟體制改革滯后，市場化不完備，就意味著市場失靈。市場失靈的話，越是稀缺的資源配置，市場越不起作用，權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扭曲，市場不能起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觀調控的主導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場，企業要獲得機會和資源，不能通過市場競爭獲得，而是要去找政府談判，勸說政府官員將機會批準給自己。政府官員手中握有大量的權力，同時這個權力也缺少約束。

市場化進程如果遲緩，政治體制改革肯定滯后，政治改革要解決的是兩大問題：民主、法治，民主解決的是授權，法治解決的是約束。民主共和，監督約束。習總書記最近講的最多的是，“權力要在民主的陽光下”，“權力要關進制度的籠子”，關鍵就在這里。

其次，保護私權，這是達到法治社會的標志

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有法治，這是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當年的一句名言。你要法治，按照亞里士多德政治理論，一個是，得有良法，法得好，法的貫徹成本低、公平、公正，這是一條。第二條，大家都得擁護它，得有法治精神，守法自覺，這才叫法治社會。

要達到法治社會，核心問題是私權（包括企業和個人的權利）一定要保護，公權一定要規范。這個社會是不是法治社會？重要的不是給老百姓定了多少法，而是給當官的定了多少法，對公權到底有什么法律約束？這才是真正的法治，也是真正的困難所在。

政治制度改革滯后，民主和法治沒有解決，經濟制度改革滯后，政府和市場關系扭曲，市場失靈，企業要獲得機會，不能通過市場競爭獲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員批，政府權力的背后，因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權力既沒有民主的監督，也沒有法治的約束，可以亂用。這個權利的前面，堆著一群商人，整天拿著錢準備腐蝕你，你怎么辦吧？有人整天要買你的權，想買，你賣不賣？這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人啦，你不能老考驗他。經得住一次兩次的考驗都很不容易，你還長期考驗他。

經濟學叫尋租，權錢交易，一旦腐敗嚴重了，給社會帶來的問題是，既無正義，又無效率。錢權交易，哪里來的公正？資源配置不按市場競爭的效率，在競爭當中，誰的效率高就給誰資源，而是按照尋租的力度，誰行賄力度大，就給誰，資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有效率。有什么效率可言。

所以，你看，但凡穿越過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它也有腐敗，因為這是人的天性，但是它反腐敗的制度建設都特別強。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都是高度腐敗，既破壞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

我們國家很有幸，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時間表與路線圖。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一個決議，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這是2020年的法治目標。如果這些目標就像釘釘子一樣，就像中國共產黨的“三嚴三實”一樣，“全面從嚴治黨”，如果能夠堅持下去，我們確實有希望。

版權屬作者,向原作者致敬

>>>返回設備管理大視野首頁